中国新春呈现高质量发展“加速”态势******
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题：中国新春呈现高质量发展“加速”态势
新华社记者
平均每6秒钟，就有一台空调压缩机在南昌海立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下线，“而这个速度也难以满足订单需求”；
北京东六环地下41米，国内在建最长城市地下公路隧道正在加紧施工，建成后将有力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协同发展；
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CEP)今年初对印度尼西亚正式生效，中国700多个税号产品实现对其出口“零关税”。
开年以来，中国各地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，在起跑就是“加速度”的“拼经济”过程中，力争以新气象新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。
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要“坚持稳字当头、稳中求进”，“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”。
春节假期刚过，中国一批重大项目招引与建设“加足马力”，积极发挥有效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。
重庆今年计划实施市级重大建设项目1123个，总投资约3万亿元；陕西省第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宣布795个重点项目开工，总投资5646亿元……
“与往年不同，今年开工的重点项目中，先进制造业投资占比超过20%。”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李生荣说，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、结构也更优。
年初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显示，中国多个省份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锚定“大力推进”和“持续深化”产业数字化、数字产业化及数字政府建设。
北京、贵州提出2023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达42%、40%左右；江西计划培育数字经济“专精特新”企业100家以上，广东提出新推动5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。
“我们参与了3部兔年春节档电影的制作，助力影视行业解决后期渲染成本高、周期长的痛点。”贵州贵安新区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邓周灰说，数字经济在持续赋能实体经济、创造高品质生活等方面加快裂变。
多地推出“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”“探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”等新举措，壮大新产业、新业态。
新年伊始，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围绕“智慧能源及新基建”与相关部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光储充检智能超充站陆续在宁德、龙岩、福州、泉州等城市落地。
“光储充检集合了多种技术，公司每年科技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均超过10%，研发工程人员占总人数近40%。”星云电子公司总裁刘作斌表示，今年计划在更多大中型城市推广应用，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提供更加便捷、更加安全的服务。
绿色低碳是高质量发展题中之义，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、绿色发展是重要内容。
“2023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着力深化新旧动能转换，更增强了我们的底气与信心。”山东太阳纸业公司副总经理刘纪营表示，今年将建设生物基材料技术创新中心，持续为达成“双碳”目标贡献力量。
近年来，太阳纸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新技术，将产品纯度升至96%以上，污染物排放降低10%，后经下游企业加工，制成纯天然再生纤维，让污染降到最低。
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，完善产权保护、市场准入、公平竞争、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，优化营商环境……各地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，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。
在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，一块面积为92.85亩的土地等待企业“云读地”“云选地”。作为优化营商环境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集成创新，“土地超市”已实现全口径出让收入411亿元。
云南持续扩大中老铁路黄金线路效应、加快发展口岸经济，江苏推进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……开年以来，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地方发展“热词”。
随着RCEP深入实施、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共建，在广西北部湾港，陆海联动，一派繁忙。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北部湾港将继续强化RCEP优势服务航线，重点开发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等国家货源市场。
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。新年伊始，中国各地持续推出实招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，让民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更加充实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续。
福建省首部专门的养老服务法规《福建省养老服务条例》正式施行；海南宣布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4万个，建成乡镇寄宿制学校100所；河北提出新开工棚户区改造12万套以上，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3.5万套……
“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源于更加灵活和高质量的发展。”欧洲《现代外交》网站1月31日发表文章指出，中国经济将继续沿着高质量发展道路稳步增长，同时为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作出贡献。(记者马欣然、周文其、向定杰、邓倩倩、张昕怡、罗鑫)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作者：詹丹
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